公共政策制定的動態因素與主要面向的互動關係
以公共政策來說，要考量的面向是需要多層次的方法論，level thinking是政策產出的重要依據。公共政策必須要考量的包括政策制定的背景，歷史系絡，社會環境，政策環境，政治環境，以及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
以政策制定的背景來看，與時俱遷的動態政策制定是必須的，環境在改變，政策的形成、產出到制定都需要調整，每一個政策又有其整體過去的歷史系絡背景，綜觀來看，以健保政策為例，二次健保的改革就與社會公平的結構調整有關，政策的形成與整體的社會結構有相當的關係，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社會環境，這整體反饋形成的會是政策的環境，再與最鮮明變動的政治環境做交織的互動，所以一個政策從形成到產出到制訂，受到這主要幾個變項在影響。而回歸本宗，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與定位，是眾多影響政策制定的因素中，不可忽略，具備絕對重要位置的自變數。整體說來，政策背景、歷史系絡、社會環境、政策環境，政治環境，以及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是影響我們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面向。
那麼這些面向在政策產出的優先順序中，孰輕孰重，其實會依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來有所變異。以年金改革來說明，歷史系絡是其本宗，社會環境是集大成的主要變數，但政策環境、政治環境卻是最後推向年金改革的最後推手，因為政黨利益與政治運算的結果，產生了年金改革的漸進式發展，這符合執政黨的政治利益，在此年金改革的政策文本內涵其實已經成為政策的主要內涵，但文本中的內容會隨著政治利益與政治環境所影響，其實交織而生的就是形成年金改革政策的政策環境。
我們從歷史系絡來發想，軍公教的福利與退休制度與過去當時軍公教比一般企業界的薪水為低有關聯，但隨著社會發展與台灣的低薪情況，整體社會所得結構已經改變，軍公教的薪水結構成為優勢，這說明政策的歷史系絡是整體動態的，與社會環境會進行整合，但真正最後的推手其實與政治操作與運作有關，這就是政治環境，最後定義了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以符合執政政府的政治需求與目的。
也許年金改革是必要之趨，但激發了當時社會階層的對立情況，然其實是民主進程的一個過程，民主社會需要更多的包容與對話空間。在討論社會分配公平正義的情況下，一切的論述與討論被塑造成對立，這樣的民主包容是有瑕疵的，因為對立深化易為選票工具，容易變成政黨在尋求支持下的犧牲工具。亦即政黨的計算利基在其本身支持者大多數屬於哪個階層有關，這是要值得留意的。我們不希望政策的制定與改革淪為政黨政治的工具。因為政黨會輪替，而政策是long term的，不能一直隨著政黨的輪替而無連續性，淪為換了政黨，就換了政策，這樣國家的發展會淪為政治的惡鬥，犧牲掉的是需要長期整體規劃的政策制定。
政府必須要能有綜觀的思維與跳脫政治計算的大格局，真正為民所想，國家政策才能真正是為民所制，才能真正有能長期發展的公共政策，才能真正穩定整體社會發展與國家運作。在整體探討完公共政策制定的幾個主要面向與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後，我們更將清楚在公民社會逐漸成熟下，政策制定的依據與方法論。若再拉進審議式民主，如目前的國會頻道為例，即是讓人民能公開參與立法與政策的方式，這提升的是公民社會的意識。但真正要能制定好的並且是長期的公共政策，仍需政府跳脫政治的內耗與鬥爭，去掉極端的政治光譜，理性地進行政策討論，包含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歷史系絡、政策制定背景以及政策本身的文本內涵定位，循序漸進的為國家社會制定能長期發展且具備生長性的政策，始為人民國家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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